元至顺间，举进士，除高安丞，有廉直声。行省辟之，谢去。起为江浙儒学副提举，论御史失职，为台臣所阻，再投劾归。

帝幸汴梁，基与左丞相善长居守。基谓宋、元宽纵失天下，今宜肃纪纲。令御史纠劾无所避，宿卫宦侍有过者，皆启皇太子置之法，人惮其严。中书省都事李彬坐贪纵抵罪，善长素昵之，请缓其狱。基不听，驰奏。报可。方祈雨，即斩之。由是与善长忤。

其冬，帝手诏叙基勋伐，召赴京，赐赍甚厚，追赠基祖、父皆永嘉郡公。累欲进基爵，基固辞不受。

至是还隐山中，惟饮酒弈棋，口不言功。邑令求见不得，微服为野人谒基。基方濯足，令从子引入茆舍，炊黍饭令。令告曰：“某青田知县也。”基惊起称民，谢去，终不复见。

之官，以廉节著名。发奸擿伏，不避强御。为政严而有惠爱，小民自以为得慈父，而豪右数欲陷之。时上下成知其廉平，卒莫能害也。新昌州有人命狱，府委公复检，案核得其故杀状，初检官得罢职罪，其家众倚蒙古根脚，欲害公以复仇。江西行省大臣素知公，遂辟为职官掾史，以谠直闻。后与幕官议事不合，遂投劾去奄隐居力学，至是而道益明。后为江浙儒学副提举，为行省考试官，顷之，建言监察御史失职事，为台宪所沮，遂移文决去。

上幸凤阳，使公居守。公志在澄清天下，乃言于上曰 ：“宋元以米，宽纵日久。当使纪纲振肃，而后惠政可施也。”乃命宪司纠察诸道争弹劾无所避。公案劾中书省都事李彬侮法等事，罪当死。丞相李善长素爱彬，乃请缓其事。公不听，遣官赍奏诣行在。上从公议，处彬死刑。公承旨，即斩之，由是与李公大忤。比上回京，李公诉之，公乃求退。

公生平刚毅，慷慨有大节。每论天下安危，则义形于色。然与人交游，开心见诚，坦然无间阻。至于义所不直，无少假借，虽亲之者以此，而忌之者亦以此。惟上察其至诚，任以心膂，公亦以为不世之遇，知无不言，每遇急难，勇气奋发，计画立就，外人莫能测其机，累赞上成大功。。上尝临朝称之，公辄逡巡不敢当。家居惟饮酒奕棋，未尝自言其功。每天象有大变，则累日不乐。凡公以天下苍生休戚为忧喜者，即此可知矣。上天威严重，惟公抗言赢议，不以利害怵其中，上亦甚礼公．，常称为老先生而不名，又曰：“吾子房也。”廷臣或有过失得谴者，公密为救解而免。其人或知丽诣公谢者，则拒不纳；其人不知，亦未尝为人言也。其居乡里，守礼义，尚节俭，多阴德，不以富贵骄人。

甫弱冠，举元进士，授江西高安县丞，以廉节著名。发奸摘伏，不避强御。为政严而有惠，小民咸慈父戴之，而豪右数欲陷焉。时上下信其廉平，卒莫能害也。新昌州有杀人者狱，公覆案得实，而初检官以不实当罪，乃其家欲甘心于公，江西行省大臣辟公为掾史，舒解之。已而与幕官议事不合，遂投劾去。后为江浙儒学副提举、行省考试官，顷之建言监察御史失职事，为宪台所沮，则又投劾去。

上幸凤阳，使公居守。公志在澄清天下，上言：宋元以来，宽纵日久，当使纪纲振肃，而后惠政可施也。乃命宪司纠劾无所避。公因案中书省都事李彬不法事，罪当死。丽李善长素善彬，请缓其事。公竟奏诛彬，由是与善长大忤。力请归乡里。临行，奏：风阳虽帝乡，非建都之地；王保保虽可取，然未易轻举也。已而定西失利，王保保竟走沙漠。上益思公言，手诏叙公勋伐，召赴京师，同盟勋册。公至，赐赉甚厚。赠公祖公父爵皆永嘉郡公。累欲晋公爵，而公固辞不拜。上知其至诚，不强也。

公生平刚毅，慷慨有大节。每论天下安危，则义形于色。与人交，洞见肝腑。至义所不直，无少假借。虽亲之者以此，而忌之者亦以此。惟上察其至诚，任以心膂。公以为不世之遇，知无不言，每遇急难，勇气奋发，计画立就，俦辈莫能测也。累赞大功，上尝临朝称之，公辄逡巡逊谢。家居惟饮酒、奕棋，未尝一齿前事。

 

刘基考中进士后，被授予瑞州路高安县的县丞。

瑞州路属江西行省，管辖高安、上高两县和新昌州。高安是瑞州路的政府所在地，位于赣江支流锦江的中游，人口在六千户以上，是上等县。而高安县治就在府治以东的五百米处。县治东边是县尉厅，西边是县丞厅，偏西是主簿厅。县令相当于现在的县长，属正七品，而县丞相当于现在的副县长或县长助理，属正八品。元代，县令以上还设有达鲁花赤，由蒙古人、色目人担任，总揽全县政务，从职责说，可说就是现今的县委书记。“达鲁花赤”是蒙古语，原意是当头的人的意思。达鲁花赤、县令、县丞各设一名，可见，刘基是高安县的第三把手。

在高安任内，刘基写有《官箴》三篇，表现了他当时的政治观点和执政主张。“箴”是“针”字的初文，后又指针炙治病所用的针形器具，这里是指用以规劝、告诫为主的一种文体。《官箴》上篇是说怎样待“民”，其中有说：管理人民什么最重要？就是用仁慈之心来爱护他们。他们生病了，他们困顿不堪了，我就去扶他一把。反映出了强烈的民本思想。这是刘基一以贯之、始终不渝的。中篇是说怎样待“吏”，提出了“遇吏如奴”的主张，要像对待奴仆一样地对待吏胥。下篇则说怎样待“己”，谈论官员的自身建设问题，要求自己要“公”“廉”“勤”“诚”等。

刘基是这么想，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他就真的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地干起来了。他做官廉洁清正，对百姓充满爱意，而对社会黑势力却是坚决打击，毫不手软，弄得地方上的豪强大族是咬牙切齿，怨声连连。正在这时，邻县新昌州出了件人命案，原来认定是过失杀人的，瑞州府托刘基去复审，他毫不犹预地去了。他明察秋毫，干净利落，判定是故意杀人，那初审官就被撤了职。刘基如此地伸张正义、为民撑腰，真个好不痛快！

但是，刘基却为他的正义行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高安县的社会黑势力对刘基是一次又一次地进行诬陷围攻，那人命案初审官的家族更是恨之入骨，要置刘基于死地。终于，刘基被免去了高安县丞的职务！

难道，身为堂堂县丞的刘基还斗不过社会上的地头蛇？刘基去复审人命案也是受瑞州府的委托的呀！这是怎么回事？个中底细，有待我们去慢慢地揭开。

先让我们分析一下高安县衙门里的官僚机构。如前所述，在刘基上头有达鲁花赤和县令，他是第三把手；而在他的下面，还有主簿、县尉、曹官及零零总总的杂役。主簿负责文书簿籍，掌管印鉴，相当于今天县委、县府的办公室主任，但权力远比今天的办公室主任大；县尉主管地方治安，相当于今天的公安局局长；曹官是分科办事的属官，具体负责某一方面的事务，跟今天各部门的局长差不多，也有一定的实权。

这些人大多久混官场，圆滑老炼，很难对付。刘基在《官箴》的中篇里，就对他们作了具体、形象的描绘——

上司贪财的，我就贿赂；上司好名的，我就炒作；

上司清高的，我就做作；上司贪玩的，我就搞乐；

上司多疑的，我就搅乱；上司骋威的，我就帮凶。

什么时候该说，什么时候不该说，都有分寸；

什么时候低头，什么时候翘首，一举一动都为索求。

观颜察色，听话听音，时刻注意上司的心情是好还是坏。

他们这些人啊，法度满口，奸邪满肚！

蒙骗聪明的，欺陷糊涂的；把美说成丑的，把紫说成红的。

未获上司赏识时，就局促卑谦；得到了上司的看重，就趾高气扬！

这样的丑恶嘴脸，这样的肮脏灵魂，亏刘基能写得出！

这班吏胥如此，而那批杂役即打杂的又如何呢，我们也不能小看。刘基在《送月忽难明德江浙府总管谢病去官序》一文里，就写出了这班家伙的厉害！他说，跟高安相邻的临江县，有很多像虎狼一样凶残的役卒。在县城，除了少数善良人家外，多数都以贱役为业。他们盘根错节，互相勾结，成百上千人在衙门里做官吏们的走狗。百姓只要触犯了他们中的一人，必会惨遭奇祸。就是某官员要是对他们加以指责阻止，也会受到他们的共同牵制和排挤。案子的判定，全由他们的心意。有什么官司向衙门投诉，不经他们的手，虽直也必曲，经他们的手，虽曲也必直。百姓对他们是敢怒而不敢言，私下里骂他们是“笳鼓”。“笳鼓”是什么意思？用现代的话说，就像是一支人数众多、配合默契的合奏队。如果说高安的杂役比临江的好，我想也好不了哪里去，只不过是一百步和五十步的关系罢了。

面对上面的这批吏胥和杂役，刘基会怎样去处理和他们的关系呢？依他的品性，是绝不可能跟他们同流合污、打成一片的。从刘基对他们丑恶嘴脸和肮脏灵魂的描绘揭露中，我们已感受到了他极端厌恶的心情和忍无可忍的怒气。在《官箴》中篇里，他已明确指出，要“遇吏如奴”；在《官箴》下篇里，他更是提出了“远吏近民”的主张，要深入基层，离吏胥们远远的。在高安县衙门，刘基不跟这批人妥协、合作，工作就很难展开，脚跟就不能立稳，就会被孤立起来，排挤出去。刘基在高安混不下去，那是迟早的事。

在专制社会里，政府官吏对社会基层的统治，是需要地方上的豪强大族来支持的，而豪强大族也需要借助官府这座靠山来加强自己在地方上的势力和地位。这样，他们就结成了一个利益的共同体。刘基跟豪强大族的斗争，实质上是跟吏胥及杂役们甚至是上级官员斗争的延伸。

说到这里，我们已不难明白，高安的豪强大族为什么会胆敢对刘基三番五次地进行诬陷了，原来，有吏胥及杂役甚至还有上级官员在撑他们的腰！

至于瑞州府委托办理新昌州的人命案，也决不是对刘基的信任和器重，而是把他当成一只替罪羊。那件人命案的具体情况是这样的：新昌州的一个平民得罪了某豪右，这豪右就倚仗权势把那平民杀了。这本来是明显的故意杀人案，而杀人者打通种种关节，让审判官把它判成过失杀人。这件事轰动了整个新昌州，引起了极大的公愤，百姓纷纷联名，越级告到了瑞州府那里去。看来，不翻案是会发生社会骚乱的了。而这审判官却又是大有来头，有蒙古族的高官做他的靠山，也是惹他不得。这样，瑞州府非常头疼，就处于公正翻案和将错就错的两难境地了。这时，老奸巨猾的瑞州府官员终于想到了高安县那个一向果敢、鲠直和能干的县丞刘基。他们认定，刘基是敢于去碰这案件也能把这案件翻过来的人。果然不出所料，刘基真的去了，而且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瑞州府委托刘基为这起人命案翻案，平息了社会风波，又将处理初审官的责任推到了刘基的头上去，可谓是收到了一石双鸟的效果。

刘基得罪了新昌州有蒙古族做背景的初审官，又与高安豪右结下了怨仇，他们就两县联合起来，对刘基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围攻。高安县和瑞州府迫于压力，只好撤了刘基的职，最后由江西行省出来打圆场，把刘基调到了行省都会南昌去，给了他一个职官掾史的职务。

元朝行省有个惯例，把以文才著称的由进士出身的人辟为掾史，由长官亲自圈定。行省职官掾史也是正八品，是那职权较重的长官的属吏，分曹治事。刘基从事的可能是文字性工作，相当于今天的秘书。

南昌的官风和高安的没什么区别，刘基更仍是秉公办事，不讲圆通，与同僚每每意见相左。不久，刘基就递上辞呈，以自己“朽钝”为名，辞官不干了。

刘基在江西共做了五、六年的官。他在后来的一首《北上感怀》诗的开头部分，对自己在江西特别是在高安的做官生涯作了总结。从这首诗中可看出，刘基在江西做官是尽职尽责的，以白吃公粮为可耻，以百姓之忧喜为忧喜，努力向像宋代范仲淹一类的贤臣看齐。我们还可看出，刘基在江西的处境很不好，由于违反官场的游戏规则，动不动就遭受麻烦，以致弄得百病缠身，贫困撩倒。我们更可看出，刘基的辞官是因为处境过于艰难，想让疲惫的身心得以调养；并还因为元蒙政府只重“冀北姿”的民族不平等的用人政策，就没指望自己有“追风驶”（追风，马名，以驰疾而称。）的施展才华的机会了，于是，他便自解衣冠，准备回乡过那躬耕垄亩的生活了。

通过努力，刘基终于得偿微愿，得了个行省儒学副提举的官职。儒学提举司的职责是统领各路、府、州、县的学校的祭祀、教养、钱粮等事，以及考校、呈进、著述有关的文字材料，相当于现在的省教育厅。提举的级别是从五品，而副提举则是从七品，只比高安县丞提高了一级。

刘基在至正十一年秋天终于是辞职了。可这苦苦求到的官职为什么又轻易放弃了呢？原来是，刘基本性未改，仍是刚直不阿，不避强权，做出了一件轰动行省官场的事。上任不久，他发现了一个监察御史的几件失职的事，便不顾利害，大胆揭发。要知道，行省监察御史是有权监察弹劾行省百官的，是当权派，而刘基这没多大实权的儒学副提举，竟弹劾起了行台御史来！御史台官员自然是不会对失职的事进行追究的，倒要追究起刘基来了。刘基便“引咎辞职”，托病住到了钱塘江畔的白塔山下。

通过江西六年来的涉迹官场，特别是近五、六年的求官历程和做官经历，刘基对元末官场的腐败已是基本看透了。这基本看透的明证便是他大约在杭州期间写成的《卖柑者言》。他带着辛辣的笔调写道——

如今，那些佩带虎形兵符、高坐虎皮交椅的武官，看起来威武雄壮，像是保家卫国的将才，可果真能懂得孙吴兵法吗？那些头戴高高官帽，身拖长长绅带的文官，看起来气度不凡，像是安邦治国的栋梁，可果真能建立不朽大业吗？不能，一点也不能！强盗蜂起，却不知道怎样去防御，民众受困，却不知道怎样去拯救，污吏奸邪，却不知道怎样去制止，法度败坏，却不知道怎样去整顿，白吃官粮，却不知道自己是怎样的无耻！你看他们美酒喝得醉醉的，佳肴吃得饱饱的，哪一个不是看起来让人肃然起敬、羡慕不已，可其实又何尝不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摆摆臭架子呢？！

这段话中所说的强盗蜂起、民众受困、污吏奸邪、法度败坏、坐吃官粮这五点，是对当时社会问题的高度概括，实非等闲之辈所能轻言的。刘基认为，这些问题的存在，责任完全在于政府官员的不知道怎样去防御、去拯救、去制止、去整顿，在于他们没有一点社会的责任感。后来成为成语的那句“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更写尽了文官武将们的昏庸、无能、污秽和腐败。

我们还记得，在江西初涉官场，包括北上京师时，刘基还将审视官场的观察点放得很低，将官场腐败的主要责任归到簿书、曹官等污吏的身上，认为高层是好的，坏就坏在低层。现在，他审视官场的观察点已大大地往上移，是放在中上层的官员身上，认为所有的社会问题都是由中高级官员特别是掌握实权的高官造成的。这实在是个不小的进步!